我們探討結構性緩衝、創紀錄的本地貨幣債券發行及政策分化如何促使亞洲債券市場保持穩健。
在中東衝突持續之際,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與通脹壓力交織,全球債券市場繼續面對複雜挑戰。兩輪停火宣布曾短暫提振市場情緒,並推動油價顯著回落,但效果均屬曇花一現。霍爾木茲海峽實際上仍處於封鎖狀態,而中東局勢至今仍缺乏明確的長期解決方案,令油價及金融市場持續波動。
雖然亞洲整體對能源進口依賴較高,使區內經濟容易受到能源供應與價格變動影響,但區內部分市場仍展現韌性,主要受惠於結構性緩衝、央行政策支持,以及持續穩健的本地需求。
隨着投資者及發債人日益傾向減少發行或使用美元計價債務,亞洲本地貨幣債券市場吸引力持續提升。截至 2026 年 4 月底的四個月,港幣債券發行額按年增長 17%,創下歷來最佳年度開局;同期澳元債券發行額大增近 30%,達 1,430 億澳元的歷史新高,而新加坡元債券發行額亦升至 12 年高位。上述趨勢反映市場正逐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同時預計亞洲區內貨幣未來有望維持穩定。
貨幣政策分化亦正在重塑環球及亞洲債市的相對表現。美國聯邦儲備局及歐洲中央銀行目前維持較審慎立場,利率按兵不動,而不少已發展市場仍面對財政壓力。然而,在亞洲區內,情況則更為多元,部分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較其他更為寬鬆。
例如中國持續釋放支持性貨幣政策訊號,以促進增長及維持市場流動性。中國政府已啟動 2026 年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包括 20 年期及 30 年期固定利率債券,計劃總發行規模約為 1.3 萬億元人民幣(1,907.3 億美元)2。至於越南及泰國等其他市場,則傾向維持中性政策立場,希望在通脹壓力可控的情況下支持經濟增長。
相較之下,印度及南韓政策利率仍維持較高水平,繼續以控制通脹及維持金融穩定為優先考量;日本則延續政策正常化進程,逐步退出多年超寬鬆貨幣政策。對投資者而言,這種政策分化進一步支持透過主動管理、選擇性配置亞洲本地貨幣債券的投資理據。
我們留意到,多個市場的收益率曲線近期持續變陡,反映市場對通脹及財政前景仍存憂慮。長年期債券收益率升幅快於短年期,投資者要求更高期限溢價,以補償持有較長久期資產的風險。
截至 2026 年 4 月底,日本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升穿 2.45%,為 1997 年中以來最高水平。3 升勢主要受貨幣政策正常化推進、通脹壓力,以及日本央行逐步減少市場支持所帶動。中國方面,情況則較為複雜:政府債券收益率曲線長端受發債供應推高,而短端則因中國人民銀行維持寬鬆政策立場而被刻意壓低。
自伊朗衝突爆發以來,美國國債收益率持續上升,但中國 10 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於 2026 年 4 月底維持在約 1.75%,4 這主要反映中國人民銀行政策具可預測性,以及中國本土通脹壓力相對溫和。此外,中國的資本管制機制對資本外流設有嚴格限制,因此其債券市場與其他環球債券市場之間的相關性較低。
2026 年 4 月的一項重要結構性發展,是南韓獲納入富時羅素世界政府債券指數 (WGBI),相關納入安排將分八個月平均實施,直至 2026 年 11 月完成。預計南韓政府債券將佔該指數約 2.05%,並有望在納入期間帶來約 560 億至 660 億美元的被動型及基準配置資金流入。5
霍爾木茲海峽能源出口受阻的程度,將是決定亞洲經濟受衝突影響深淺的關鍵因素。大多數亞洲經濟體均錄得經常帳盈餘,為應對進口成本上升提供天然緩衝。新加坡、南韓及台灣尤其具優勢,因其龐大的經常帳盈餘有助吸收能源價格上升帶來的壓力。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相較過往能源危機,目前環球經濟對石油依賴程度已大幅下降。亞洲亦是全球能源效率改善最快的地區之一。相對本地生產總值而言,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形成結構性優勢,有助降低原油價格急升對通脹,以及對債券市場的傳導影響。
總括來說,這些結構性緩衝因素進一步支持亞洲本地貨幣債券作為具韌性及吸引力日益提升的資產配置選項。即使在地緣政治不確定因素持續的背景下,該資產類別仍為投資者提供分散風險、收益來源及相對穩定性的投資機會。